其一，有利于管理权力的规范使用与运作，减少教育中的败德行为与腐败现象。既然权力清单、政府职能、学校权限要公开，既然权力的使用情况要公开，权力被暴露在阳光下，被关在笼子里（受已经公开的制度的约束），权力的行使就会更加理性。实际上信息公开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：既然做事的信息要公开、要见人，那么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就会做能见得人的事情，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、谋取个人私利的事情、侵害他人权利的事情会大大减少。通过提高权力行使的透明度，减少甚至杜绝滥用权力、暗箱操作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。
其二，有利于管理相对方权利的保护，有利于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的保障，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。管理方在管理中处于优势地位，其所拥有的管理权力往往会侵害管理相对方的权利，如教育行政机关会侵害学校的权利，学校会侵害师生的权利，而信息公开有助于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，优化政府与学校的关系，有助于解决政府在管理教育中存在的越位、缺位、错位问题，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，有助于学校规范管理行为，更好地维护和保护师生的合法权益。管理方在分配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时，有时锦上添花多于雪中送炭，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城市地区、向重点学校重点班级、向有权人和有钱人倾斜（招生中的暗箱操作往往如此），信息公开可以曝光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分配的真实状况，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。
其三，有利于保障和实现相关主体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促进信息沟通，提高管理效率，实现组织目标，提升教育质量。政府的行政权力属于公共权力，学校所承办的教育事业属于公共服务事业，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学校所持有和保管的信息属于“公共产品”，具有公共性，政府和学校有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的义务。
